从1947年9月到11月，东北民主联军持续发动进攻，强迫国民党军逐步收缩防线，最终只能固守沈阳、长春和锦州三座重要城市周边。为了改变这种局面，吴瑞林根据野司及辽东军区的指示，领导辽南军区部队展开了对驻守辽南的52军的围困行动。随着秋季攻势的展开，辽南军区部队迅速采取了行动，成功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，还迫使营口的王家善领导的暂编58师最终起义。
王家善的起义是解放战争中的一件大事，之前我们多次讨论过这一事件，并给出了很多正面评价。然而，在最近阅读吴瑞林的回忆录时，我却发现他对王家善的看法并不完全如此。在回忆中，吴瑞林特别提到，王家善在我军进攻至营口时，并没有立刻表示投降，而是经过数场战斗才勉强同意起义，这让吴瑞林感到非常不满。这也让我对王家善有了一个更加立体和真实的了解。
展开剩余77%在解放战争中，起义将领的选择往往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迅速果断。其实，这是一个经过长时间积累的过程，其中包括地下党工作人员冒着生命危险不断接触起义者，以及起义者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满情绪，最终促使他们选择起义。而且，许多将领在起义前，甚至进行了“讨价还价”。即使是像陈明仁、曾泽生这样的名将，也难以避免这种情况，他们的思维方式深受旧时代影响。
王家善的起义，尤其是在1948年2月25日的营口事件，深深震动了当时的国民党。得知王家善起义的消息时，长春的国民党军60军军长曾泽生惊讶地表示：“他怎么会选择起义呢？”这是因为王家善的背景和经历，使得他与许多其他起义将领有所不同。王家善1903年出生在黑龙江的一个富裕家庭，接受过良好的教育。年轻时，他受到叔父的影响，先后赴日本留学，学习过铁道学校并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。
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，王家善与其他留日学生一起在日本街头抗议，后来在日本当局的迫害下，他们被迫返回中国。这一经历显示了王家善骨子里并非冷酷，而是一个热血的爱国青年。回国后，王家善拒绝了于芷山投日的请求，辞职后接受了程绍濂的邀请，担任了巴彦县自卫团团长。
随着抗日形势的变化，王家善积极投身抗战，1932年加入巴彦县游击队，并任副司令员，不久后成为东北抗日义勇军松江地区的副总指挥。王家善与中共的关系也由此开始。不过，在他的生涯中，曾有过一段屈辱的历史。在1933年，他的同学、齐齐哈尔警备司令部司令张文铸以同学的身份邀请他担任参谋长，没想到张文铸实际上已经投降日本。在不得已的情况下，王家善逃出了张文铸的掌控，最终进入日本陆军大学深造。
在日本期间，王家善与国民党当局建立了联系，何应钦授予他中校军衔，并指示他回东北。此后，王家善在伪满洲国任职，并于1943年成为伪满洲国第七旅的旅长。尽管在伪满时期，他曾参与秘密抗日活动，但在战后，他还是投靠了国民党，成为了保安纵队的总司令，并带领部队重建。虽然他曾有过这样的历史，但王家善始终未曾完全放弃抗日与国家的理想。
1946年，王家善被任命为东北保安第四总队的指挥，并最终成为了暂编58师的领导。可当他带领部队驻防营口时，发现不仅没有得到充分的兵力支持，连营口的地方政府也早已逃散。面对局势的严峻，王家善申请调动国民党海军“长治号”支援，却遭遇了巨大打击。更糟糕的是，他的防务指挥权被52军剥夺，昔日的营口市市长袁鸿逵又重新回到岗位上，取代了他。
王家善经历了种种挫折后，开始更多地关注我军的胜利。他通过与曾在其部下服役的王明仁等人的接触，开始逐步了解共产党。王家善的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，这也为他后来的起义埋下了伏笔。
1948年，王家善的起义成为了东北解放战争的一个转折点。经过一系列的策划和劝说，王家善最终在辽南军区和东北局的组织下决定起义。经过几次的谈判和组织安排，王家善决定在1948年2月25日夜间发起起义。起义当天，他利用国民党对防守的轻视，将52军副军长郑明新及其他高级将领一网打尽。通过这一巧妙的计策，王家善没有进行一场血腥的战斗便控制了营口，从而成功完成了起义。
起义后，王家善的部队被改编为东北军区的独立第五师，后来更名为167师，并参与了抗美援朝的战斗，为祖国立下了新的功勋。1955年，王家善被授予中将军衔，并荣获二级解放勋章，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不可忽视的人物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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